作者在转述的时候不能有错误，在凝练信息的时候不能省略信息的重要元素或者扭曲原旨原意，而且作者对法律文本的封闭解释（甚至作者意见）都要符合描述规则。
这也是我在之前用大量篇幅描述美欧学术标准的用意所在。[26]到了1990年前后，Kennedy 教授提出这些少数学派应当和主流法学一样遵循统一的学术标准，而少数学派学者的特殊身份等外部因素与学术标准是无关的。
二流三流期刊更加看重作者身份。它指的是作者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过程中要考虑的研究对象（法律条文还是法律原则？国内法还是国际法？）和研究方法（文本分析还是案例分析？国内研究还是比较研究？文献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具体而言：[62] 1. 研究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是作者要详细或者简要地说明他将用什么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综述、法律技术分析、比较研究、经验研究，跨学科研究）来回答研究问题。一方面，文献综述（literature review）和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的概念在国内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
只要看看美国的 Nance 和 Steinberg、Carter、Rubin、Kissam，欧洲的 Verbeke、Vranken、Snel，中国的陈瑞华、凌斌等学者发现或者提出的学术标准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研究方法到底指的是什么？ （二）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术标准 根据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自治的传统，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政治纽带实现社会整合，村社、居委会和单位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纵向的权力运行使得社会自治功能虚化，社会沟通协调协同功能弱化，社会自治权难以发展。
【摘要】 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政社分开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不同作用，改革行政化社会管理体制。[31]我们所要建设的正是这样一种常态的、自治的、社会分层合理的、良法善治的、体现社会国原则的法治社会。[39]张清：《从身份到契约——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之法社会学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7页。
包容性发展本质上就是要让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贫困者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权利、发展机会。(一)包容性：共享、融合、参与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仅有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远远不够，还需要营造一个集共享、融合和参与为一体的富涵包容性的法治社会氛围。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中产生的是一种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运行来看，社会自治是民主的基本表现，它要求公民积极而有效的参与。[50] 4.共治中的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就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关系而言，法治政府建设就是依宪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通过法治政府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随着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社会分层不断加剧，阶层结构发育不良造成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危机。
经济发展所遮蔽的转型期社会矛盾不断显现，表现在价值观、身份认同、社会分层、社会共识以及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软法规制强调一种平等协商的包容性制度融通，制度层面上推进软硬法衡平治理社会，希冀通过软硬法合成的混合规则模式来描绘法治社会发展的框架。[37]参见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25页。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包容性理念的形成始终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紧密联系，因而，参与性更加重视贫困群体的发展机会与能力提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20]，即他的或富裕或贫苦的状况，贫苦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这是现在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
[38]面对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分化，唯有通过妥协和合作，建立合理稳定、开放有序的社会分层结构，才能贯通上下流动的通道，实现经济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共赢。经济常态到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
[43] (三)包容性法治社会的秩序共治：良法善治的实现(促进社会的发展) 包容性发展为法治社会提供了一个制度性框架，以包容性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策略更需要包容性的秩序共治，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在治理理论、第三部门理论、公民参与、资源依赖理论等分析框架下，强调法治社会建设中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具备的自治性(自主性)的重要性，提出去政治的自主性、赋权下的自主性、社会自发型模式等新概念。
传统的民主实践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分化社会的包容性与有效治理问题，而协商民主为断裂社会中实现持续稳定提供了可能。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要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其次要积极培育社会公众社会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自治意识。从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 - based growth)，到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 - poor growth)，再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15]，体现的是对整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持以至消除贫困的不懈努力。[27] 2.宽容 法治社会之法，即法治社会的规则系统，既包括国家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也包括社会自治组织、团体等制定的自治性规范，还包括各类群体中的地域习惯、商业习惯等发挥调整社会关系作用的无形性规则。唯有进一步凝聚全社会的法治共识，才能筑牢常态法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29]王兴伦：《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96页。包容性内涵自治、宽容、开放特质并立基于人的团结、人的平等、人的参与，通过社会共享、社会融合和社会参与等要素，可以激发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并构建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发展体系，即能力层面的自治诉求、机制层面的兼容性发展以及秩序层面的开放性结构。
[46]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信任风波、中华儿慈会账单风波、北京律协直选风波等公众事件的频繁发生再次将还未发育成熟的社会组织推上风口浪尖，捐款管理不透明、内部治理混乱，更使其陷入信任危机，社会强烈呼吁：一方面是政府的简政放权，另一方面是加强社会组织治理力度，在管住政府的同时如何有效发挥联合的力量成为对中国治理体制迈向责任治理和有效治理的追问与诘难，就成为社会组织发展及其法治化继而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议题。[50]参见张清、顾伟：《居民自治权论要》，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秋季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面向法治中国建设愿景，本文的思考还是非常初步的，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来看，社会领域的法治建设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来说，更为薄弱也更加复杂，运用法理思维[52]厘清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将是我们的努力方向。源于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宪法爱国主义虽然被看作民族归宿的替代品，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发展成为一种非民族国家的公民忠诚形式。
[26]参见胡琦：《法治与自治：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治理新常态的实现路径》，载《探索》2015年第5期，第77页。[32] 2.以宪法爱国主义凝聚法治共识 目前中国社会最缺失的是信任和社会共识，而通过共同体的社会自治，经由法治共识而达致社会共识是一条可行的路径。[25]参见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40页。[28] 3.开放 按照历史的逻辑，人类社会治理有三种典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农业文明社会的统治型治理模式，工业文明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和后工业文明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主要是因地域、阶层及族群身份等界限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矛盾冲突。[21]因此，包容性以求在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重建关于发展的共同认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之中。
[22]刘小平：《法治中国需要一个包容性法治框架——多元现代性与法治中国》，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5期，第168页。三、包容性法治社会之可行路径 涵括共享、融合和参与的包容性发展为常态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源于1919年魏玛宪法、立基于人的团结、人的平等以及人的发展理念的社会国原则为包容性法治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3]吴兴智：《利益分化社会中的协商民主及其有效性问题》，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第72页。以法治社会为重心的一体建设的法治发展观，符合法治的一般成长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状。
面对全球化发展以及多元价值并存，重新思考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目标，宪法爱国主义为我们提供凝聚法治共识的可能。公共管理是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它需要实现对传统的行政管理以及公共行政的继承与超越。[40]姜明安：《软法的兴起与软法之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32页。(二)包容性法治社会的向度 法治中国概念及其法治社会建设之深层问题的合理澄清和理论的内在展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运用什么概念分析工具。
中国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需要处理法治失衡、法治失调、法治失信和法治失重等法治深化过程中的一般缺陷和特殊缺陷。常态法治社会概念的提出，是深受黄闽先生的启发而来。
[39]要真正实现不同社会阶层的自由流动，需要建立一种强调平等协商、对话包容的制度融通机制。法治社会具有自治、宽容、开放的特质，法治社会建设需要以限制公权力的越界为导向，透过法治社会化实现社会法治化。
参见江必新、王红霞：《法治社会建设论纲》，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51-152页。[49] 3.社区治理与居民自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社会的自主发展需要包括社区在内的基层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政府应逐渐从对社会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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